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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车“咬人”案引起的法律思考
www.cslawyer.com.cn 06-06-07 21:23:36  【关闭

童车“咬人”案引起的法律思考

浅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缺陷

  引子:童车咬人案

  2002年1月20日,四岁男童韦某在骑着由某玩具厂生产的“小明星”牌童车玩耍的过程中,右手拇指被裸露在外的车链与齿轮卡住,造成右拇指末节基底部横断骨折,远端向前移位3mm,导致九级伤残。事故发生后,其父母曾向广东省消委会投诉,通过消委会与生产者和销售者多次交涉,均未能解决争议。广东省消委会遂派出律师,并支付该案的诉讼费用,向韦某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状告童车生产者,索赔12万余元。据悉这是首例消委会支持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因此也备受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开庭审理时,诉辩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围绕5大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争议最大的就是该童车是否属于存在缺陷的产品?判断产品存在缺陷的依据是什么?原告方认为,被告为降低成本,忽视童车的特殊消费群,生产的童车在安全设计上存在缺陷;被告玩具厂则认为,其生产的该款16童车符合国家标准GB-14746-1993《童车安全要求》,2001年,广东省质检局的监督抽检结果显示,该款童车符合标准要求,是合格产品。因此,该童车不存在质量问题和缺陷。而且厂家在车架上、使用手册和外包装箱上均有安全警示:“要在成年人看护下使用及不准在道路上行驶”。原告所受伤害是由于其父母未依法履行监护义务而产生的,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案在司法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完全赞成被告观点,认为产品既然符合国家标准,检验合格,就不存在产品缺陷,生产者不应再承担产品侵权责任;而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完全支持原告的主张,认为产品合格并不是产品侵权责任的免责理由。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认为该案引起激烈争议的根源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理解有原则性的分歧。该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产品缺陷,是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是生产者是否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的关键所在。如何判断产品缺陷,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实践也不尽相同:

  一、界定产品缺陷的一般标准

  (一)美国。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产品责任立法最完善、最发达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国家。它在产品侵权责任法域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法律概念和原则,并逐步为各国所引进和采用。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402A条将缺陷界定为“不合理危险”,也就是以普通消费者对产品的合理期望来作为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标准;《美国统一责任法草案》第104条把产品缺陷具体分为三类:

  1.设计缺陷。是指产品在产品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考察设计缺陷,应当结合产品的用途,如果将产品用于所设计的用途以外的情形,即使存在不合理危险,也不能认定其存在设计缺陷。

  2.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导致制作成最终产品上存在不合理危险。

  3.警告缺陷。是指生产者在产品上没有提供适当的警示与说明,致使产品在使用、运输、仓储过程中具有不合理的危险。

  (二)欧共体。欧共体1985年颁布的《关于产品责任的指令》(85/374EEC)第六条将产品缺陷规定为“不具有消费者有权期待的安全性。”这系采用客观安全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若产品不能提供一般消费者有权期望得到的安全,该产品就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产品。主要应考虑以下三方面:1、产品的状况;2、对产品的合理的预期使用;3、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也就是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为参考,即便后来出现了更好的产品,也不认为先前的产品有缺陷。

  (三)澳大利亚。其1974年制定的《贸易运作法案》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是“当产品的安全水平达不到人们的一般预期时,即认为该产品有缺陷”。至于如何认定“人们的一般预期”以决定安全与否则属于事实问题,法院将结合产品用途、销售方法、产品说明和使用指南等综合予以确定①,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

  (四)法国。《法国民法典》将产品缺陷定义为“不能提供人们可以合理期待之安全”,并将“合理期待的安全”进一步解释为“应当考虑各种情形,尤其是考虑产品的介绍与人们可以合理期待的用途以及考虑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

  我国界定产品缺陷的一般标准,是指产品有“不合理的危险”,系采纳了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402A条的标准。

  二、界定产品缺陷的强制标准

  在确定了产品缺陷的一般标准外,我国又规定了一个强制标准,即“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笔者认为:

  (一)强制标准只是产品的最基础性即最低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第七条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并在该法的第二十条规定了生产、销售、进口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的法律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产品符合强制标准,是产品得以生产、销售和进口的前提条件,不符合该强制标准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准入资格。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国家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在企业内部适用。”综合分析以上条款,不难得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是产品能够生产和进入市场的最低要求,并不非常严格。

  (二)即使作为最低标准,强制标准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

  1、强制标准制定的局限性。《标准化法》第十二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发挥行业协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作用。”不难看出,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与生产者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协会内生产企业的广泛参与。再加上几十年来我国的企业都是政企不分,有些企业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享有行政级别的政府官员,制定的相关标准,很多是体现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生产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就使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不能不受到企业利益的影响,更多地考虑和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从而袒护生产者,忽视消费者本应享有的合法利益。

  2、强制标准制定的滞后性。这包括以下两方面:

  (1)标准的制定不适时。当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时,规范此产品的标准并不能同时产生,产品与相应产品标准之间存在着时间差。这是符合人类认知的规律的。

  (2)标准的更新不适时。《标准化法》第十三条规定:“标准实施后,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适时进行复审,以确认现行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标准化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则进一步明确:“标准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5年”。法律规定如此,但现实中又如何呢?以国家标准《童车安全要求》为例,该标准在1993年制定时起点是很高的,参照了ISO8090儿童自行车的国际标准,很多条款都是原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但局限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3.11条款关于链罩一项注明“在目前条件下实施日期允许工贸双方协议后另再确定。”(一个产品的终极使用者是消费者,但这里只规定由工贸双方协议确定,由此也不难看出制定标准时是多么漠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当时如果参照此标准执行,我国企业生产的童车几乎都达不到此要求,出发点是给一个缓冲期,扶持童车生产企业。但时过境迁,直到近十年后的今天,国家有关部门也未对此条款作出修改,或规定具体的实施日期。因此,有关质量监督部门也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监管。部分童车生产厂家利用这一漏洞,在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的情况下,为节约5元钱的成本,赚取更多利润,根本不考虑消费者的安全,致使童车链罩因陋就简,齿轮和链条外露,再加上其特殊的消费群体,屡屡酿成血案。

  三、产生双重标准的根源

  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之所以规定了双重标准,主要是因为:

  (一)忽视了产品缺陷与瑕疵以及质量不合格的区别。“缺陷”是指产品对于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的危害性;而合同法上的“瑕疵”,则是指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瑕疵的概念远远大于缺陷,缺陷只是瑕疵的一部分。缺陷也与质量不合格不同,如果产品有质量标准,质量不合格是指产品质量不符合法定标准,如果产品没有质量标准,则根本不在质量合格与否问题,但却仍可存在缺陷②,这也是《产品质量法》采用产品“缺陷”替代《民法通则》“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所在。

  (二)受《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影响。该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在《产品质量法》中,“缺陷”已替代了“产品质量不合格”,但还是根深蒂固地怀念沿用多年的概念的好处,在一般标准之后,又规定了是否符合强制标准。即根据强制标准来判断产品是否合格,进而依据是否合格来判断是否有缺陷,是否应承担产品侵权责任。

  四、采用双重标准界定产品缺陷弊大于利,应当摒弃

  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对产品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将其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具有缺陷的法律依据则颇为不妥。《产品质量法中》规定“缺陷”是指“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立法思想是:产品的安全性既然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生产者就有法定义务遵守③,凡是不符合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就一律认定为产品存在缺陷。这样规定的好处是:1、比较具有可操作性,执法尺度也比较统一。2、生产者可根据这一认定标准,来判断其产品是否有缺陷,及早预防或排除缺陷,避免承担产品侵权责任。

  但由于强制标准的先天不足等原因,采用双重标准对产品缺陷进行界定,存在着严重缺陷:

  (一)一般标准和强制标准并不完全统一,存在一定的冲突。

  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是根据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产品设计加工水平和国家的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制定的,而不是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备安全性为唯一标准的。因此,认定产品“不合理危险”的标准与强制标准之间存在冲突:

  1、在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前提下,产品不符合此标准,肯定存在缺陷。但符合此标准的产品,在现实生活中,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符合标准,也不存在缺陷;但另一种是虽然符合标准,却仍然存在缺陷。如该童车案中,“咬人”童车是符合现行的童车安全要求的国家标准的,另外在一宗果冻噎死儿童案件中,“肇事”果冻也是符合有关标准的。笔者认为,产品??产品是否合格??产品是否有缺陷,三者之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2、在产品没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前提下,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是一般标准“不合理危险”,显然此判断标准严格于强制标准,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不一致。国家对产品制定强制标准,原意是为了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维护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按照《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要求还低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反倒成了生产者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的“庇护伞”和“挡箭牌”,这显然是违背立法宗旨的。


  (二)造成了同一部法律条文之间的不协调。

  《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1、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2、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3、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这一条是关于生产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其免责条件的规定。显然,按照该条的规定,生产者只有符合三个免责条件之一者,才免除承担产品侵权责任。而该法第四十六条对界定产品缺陷的双重标准,显然是扩大了生产者的免责范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为,产品符合强制标准但却存在“缺陷”即“不合理危险的”情况不属于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免责条件。

  (三)违背了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产品侵权责任是指有缺陷的产品造成消费者、第三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害时,该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学者们对于生产者承担产品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有两种不同意见:1、主张产品侵权责任是无过错责任④。即无论生产者有无过错,只要产品有缺陷并造成他人损害,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主张产品侵权责任是严格责任⑤。严格责任是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过失或已尽合理的注意。产品严格责任并非客观归责,因此它允许生产者提出特定的抗辩事由,以免使生产者蒙受不公。

  这两种观点有相当的区别:1、从法律性质上讲,严格责任保持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教育功能,同时也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在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害;而无过错责任则不具有制裁并预防不法行为发生的作用,其目的仅限于“对不幸损害之合理分配”。2、严格责任虽然严格,但并非绝对,允许加害者提出特定的抗辩理由以求免责;而无过错责任则纯粹是客观归责,只要有损害事实和损害行为的发生,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加害人就要承担责任,其享有的抗辩理由是严格法定且极其有限的。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很多内容是直接移植于美国的产品责任法,从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来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并不以生产者具有过错为责任成立要件,应是严格责任。

  歧义虽有,但无论是严格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抗辩理由法定和不以生产者主观过错为归责要件,以实现加重生产者的责任和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之最终目的,它们与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都是有明显区别的。《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的精神实质是:产品不符合标准,疏于管理,就有过错,就有责任;反之,产品符合标准,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就没有过错,也就没有责任⑥。这种逻辑思维采用的是主观归责,是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完全模糊了产品侵权责任这一特殊侵权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的区别。

  (四)违背了《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精神。

  随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进入了市场,在极大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由于产品缺陷致人损害,在本世纪逐渐演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但无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信息资源上,生产者相对消费者来讲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他们可以通过责任保险或改变(提高)产品价格将责任分配于商品成本中,而最终将风险转嫁给社会大众。伴随认识的深入,有关产品侵权责任立法也经历了合同责任理论、默示担保理论和严格责任理论三个阶段,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无过错责任,其出发点是不断加强生产者的责任,强化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从而以形式上的不公平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却与其立法精神背道而驰,大大减轻生产者的责任,袒护生产者的利益。

  (五)混淆了法律的效力层次。

  法理上,上位法的效力应高于下位法的效力。《产品质量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产品的国家标准是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则是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它们只是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但《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却将两者并列为同等效力,并规定在产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时,不考虑一般标准,仅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为判断标准。使得下位法的效力等同甚至凌驾于上位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造成了混乱。

  (六)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相矛盾。

  当今世界各国,虽然判定产品缺陷的标准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都采用的是一般标准,对生产者的免责抗辩也是非常严格的。澳大利亚的产品责任法立法中规定:如果缺陷的产生是生产者试图使产品的某些指标与政府强制性规定的标准相一致,但因此项强制标准并非安全规定的最低标准,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则制定该标准的政府将承担责任。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在产品虽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却仍存在缺陷时,对生产者免责,但却没有赋予受害人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得不到任何救济,这显然是十分不公平的。生产者是危险的制造者,而且只有生产者才能以最低的代价控制和预防危险,理所应当由他们承担因此而发生的危险,这无论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合理性。当产品因符合国家的强制性标准而免除了生产者的责任后,国家就有不当行为,应象澳大利亚产品责任法之规定由制定该标准者承担责任;无论如何,不应由处于最弱势地位的受害人为他人的不当行为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判定产品缺陷之双重标准,不仅在理论层面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亟待予以完善。笔者建议我国的产品侵权责任立法,应摒弃强制标准,采用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以一般标准即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作为判定产品缺陷的唯一依据,以适应中国加入WTO之要求,保障法制的统一,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广州市芳村区人民法院)

  注释:

  ①周汉民、程斌:《晚近期产品责任立法趋势及可供我国的借鉴》,发表于《国际商务研究》,1997年第2期。

  ②杨立新著:《侵权法论》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③梁慧星:《中国产品责任法--兼论假冒伪劣之根源和对策》,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6期。

  ④杨立新等著:《侵权损害赔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⑤梁慧星:《中国产品责任法--兼论假冒伪劣之根源和对策》,发表于《法学》,2001年第6期。

  ⑥钟华:《试论产品及其缺陷》,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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