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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
www.cslawyer.com.cn 09-06-02 21:14:22 黄文彬 【关闭

  贩卖毒品罪是我国八大严重刑事犯罪之一,是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严厉打击的犯罪,对贩卖毒品罪的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正确把握,不仅关系到定罪量刑的正确与否,关系到犯罪行为人的生死存亡,而且也关系到刑法应当具有的正义能否实现、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能否得到正确体现。关于贩卖毒品的停止形态问题,在司法实践及学术讨论中争议很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厘清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未遂、预备、中止等停止形态。本文试以贩卖毒品行为是否完成为界限,探讨其完成停止形态,与未完成形态区分,为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一、犯罪既遂的概念

  研究贩卖毒品罪的既遂,首先得弄清楚犯罪既遂的概念。我国刑法没有对犯罪既遂的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将这一问题留给学术界解决。而学术界对犯罪既遂的看法,曾先后出现过目的说、结果说、构成要件说等观点,分歧较大。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为大多数学者接受,是现行刑法学界的通说。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说,主张行为具备了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时为既遂,否则为未遂。

  二、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

  我国刑法总则没有对犯罪既遂作一般性规定,对既遂标准只能根据刑法分则个罪构成要件因罪而异。我国刑法将犯罪分为四种类型,即行为犯、举动犯、结果犯和危险犯,与此四种犯罪类型相适亦存在四种既遂标准。确定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首先得确定贩卖毒品罪所属的犯罪种类,然后根据其种类的既遂标准判断贩卖毒品罪是否完成。

  (一)贩卖毒品罪的种类属性分析

  贩卖,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解释,是指商人买进货物再卖出去以获取利润。那么对贩卖毒品进行文义解释,即指从事毒品买卖的人买进毒品再卖出毒品以获取利润,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从买进到卖出,买进后没有卖出并不能称为贩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贩卖毒品进行了司法解释,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它包含了两种行为,即非法销售毒品和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该解释看似与文义解释不一致,其实不然。文义解释是根据汉语习惯,将词语意思进行完整连贯解释。而司法解释是在司法实践中为便于司法工作人员正确认清犯罪行为,将词语所包含的意思拆分后进行的解释。根据文义解释,贩卖毒品是一个行为过程,从购买取得毒品占有权开始,到销售转移占有权为止,即购买时的交付到销售时的交付。在这个过程中,贩毒者将毒品买回后还可能将毒品运输到销售地点、分包毒品、藏匿毒品、联系买家等,直至将毒品销售给买毒人员。从文义上理解,贩卖毒品是一个过程行为,符合行为犯的概念。

  (二)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

  行为犯危害行为完成即告犯罪既遂,在行为进行中有且只有一个时间点为行为完成的时间点。而司法实践中,有些司法工作人员误把《解释》规定的两种贩卖毒品行为作为贩卖毒品行为的结束时间点,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有失妥当,不能将“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作为贩卖毒品行为的时间结束点。

  首先,从犯罪本质上看,收买与销售相比,不具有对法益侵犯的紧迫、现实性。因此,将以贩卖为目的收买行为看作为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容易使着手的认定过于提前,缺乏妥当性。如果将“买进行为”独立出来与“卖出行为”同等看待,都理解为构成要件类型化的贩卖行为,对实行行为作如此宽泛化的解释,这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走向了另一极端。

  其次,贩卖毒品罪是必要共犯中所谓仅处罚一方的对向犯罪,刑法原则上规定只处罚贩卖者,不处罚购买者。除非符合共犯等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才可追究购买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对购买者一般不予处罚。

  再次,不把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不等于对这种行为就放任自流,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贩卖毒品罪的一种预备行为,对这种行为可以贩卖毒品罪(预备)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会造成处罚上的空隙。

  最后,把“购买”解释为“贩卖”,也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预测能力,不仅如此,这样解释的结果就是把犯罪预备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来看待,意味着对法益“保护的提前”,这显然已超越司法解释的权限,侵入了立法权的领域。这也可从刑法内部条款应该和谐协调一致的整体上来作一比较考察,刑法分则共有4种犯罪包括贩卖行为:走私罪、拐卖妇女、儿童罪、贩卖毒品罪、贩卖淫秽物品罪。除了毒品犯罪之外,对其他3种犯罪中的“贩卖”都不能得出其包含“购买”的含义。相反,刑法要处罚“贩卖”之前的“购买”行为,一般都作出明文规定。如刑法第240条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其第2款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显然,“收买”行为已被描述成为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因而它是与“贩卖”相并列的行为;再如刑法第155条第2项规定,“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以走私罪论处。同样,这里的 “收购”行为也是由于刑法明文规定而具有了实行行为性质。日本刑法上的鸦片烟输入等罪是指实施了输入、制造、贩卖,或者以贩卖的目的持有了鸦片烟的行为。其中的所谓进行“贩卖”,也只能是仅指有偿地转让给不特定或者多数人。体系上的比较考察似乎也论证了本文的观点,贩卖难以解释成包括购买在内。

  也许有人认为去除贩卖毒品罪的收买行为作为既遂标准会放纵犯罪,其实不然。我国刑法对于毒品犯罪的既遂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要从严惩治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而把这种犯罪的既遂形态过于前置,以至于把未遂或者预备作为既遂来处罚。对于未遂犯和预备犯,我国刑法都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规定。如果某个特殊时期需要对贩卖毒品罪“严厉打击”,对其也可以不从宽处罚,这也是符合刑法的规定的。如果为了达到“严厉打击”目的,违背刑法原则而将犯罪未完成的时态认定为犯罪既遂时态,那就违反了立法精神,会使刑法丧失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贩卖毒品行为的完成时间点,在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贩卖应以毒品实际上被转移给买方为完成。在毒品被转移之前,即使买卖双方已达成转移协议或者卖方已先行获取了经济利益的,都不能够认为是贩卖完成。第二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的完成与否,应以毒品是否进入交易环节为准。至于行为人是否已将毒品出售获利,或是否已实际成交,不影响此行为完成;若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毒品未能进入交易环节的,则构成本罪未遂。第三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购买、出售、运输毒品行为之一的,无论其是否卖出以及是否运达目的地,均应定为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其一,从民法角度分析。毒品具有价值,因而属于财物。毒品买卖实质上是物品交易行为,虽然是非法物品交易,但交易行为仍然遵循民法适用的物品交易规律。毒品交易实质上是财物所有权通过买卖合同转移的行为。毒品因能在空间上移动而不会损害其经济价值,而属于物中的动产。根据民法规定,一般情况下动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依此规定,毒品的占有权转移给买受人时毒品的所有权发生转移,贩卖毒品行为至此结束,即毒品交付给买受人为贩卖毒品罪既遂。

  其二,从犯罪本质上分析。毒品犯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毒品管制制度和人民身心健康。毒品管制制度是国家制定的对毒品的管制措施。毒品管制制度具有不稳定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情况下,国家对毒品的管制措施不一样。即使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司法人员对毒品管制制度的认识也不相同。如在毒品犯罪案件高发的云南和广东,政法机关往往把毒品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毒品管制制度十分严厉,甚至拥用专门的武装缉毒部队。而在其他毒品犯罪案件比较少的地区,毒品管制措施相对宽松。因为毒品管制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具有确定性,不能准确衡量,将其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则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因此,刑法把国家毒品管制制度规定为毒品犯罪的客体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贩卖毒品罪的真正客体应是人民身心健康,因为它能以实际损害体现出来,人们能够通过具体标准衡量毒品对人民身心健康的侵害程度。

  毒品对人们产生损害的前提条件是人民拥用了毒品,对身心健康产生危害的紧迫性,不加以控制将对人体产生实质性损害。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说,贩卖毒品行为的结束时间也应确定为毒品交付。只有毒品交付给买毒人,买毒人吸食毒品才会成为可能,吸毒人员的身心健康才具有被损害的紧迫性。如果在交付之前成立既遂,那么贩卖毒品行为只是侵害了具有不稳定性的毒品管制制度和即将侵害不特定吸毒人员,没有现实危险,不具有对具体法益侵害紧迫性。而我国刑法对贩卖毒品罪(既遂)规定了严厉的刑种刑期,如果对不具有法益侵害紧迫性的犯罪都处以苛刑,将有失刑法谦抑性原则。

  由于立法者的疏忽或司法者对法律理解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对一些行为犯犯罪既遂的标准把握不准,有的前置了,有的推后了,这样就形成了争议。以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法院,对大致相同的犯罪出现差异很大的判决结果。笔者认为,确定行为犯的既遂应以犯罪本质——法益侵害和一般人对行为的认识为标准,如果法益受到现实侵害或者具有现实侵害的紧迫性,并且能为一般人认识,犯罪行为方才达到既遂,其前或其后行为都不能作为犯罪结束时间点,不能作为犯罪的既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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